一、引言

2025年4月，特朗普政府将当月2日定为所谓“解放日”，并推出所谓的“对等关税(reciprocal tariffs)”政策。此举对全球国际贸易秩序形成了深层冲击与持续扰动。作为长期深耕国际贸易领域的团队，我们曾于政策落地次日（2025年4月3日）发布了《美国对华关税再升级，企业审视规则重布局》一文，着手分析特朗普2.0时代的关税政策对企业与国际贸易的影响。随着美国贸易及关税政策的变化，我们又相继撰写了《美国原产地规则解析与海关预裁定申请实务指南》《特朗普政府关税政策追踪——关税“暂缓期”延长、贸易协议、行业关税、转口贸易及原产地认定》《全球航运业大挑战——聚焦美国“301条款船舶费用”与中国“特别港务费”》等解析文章。在《做外贸的你不能错过的“两张表”——归纳中美“一年缓冲期”内的关税及贸易措施》一文中，我们关注到，2025年11月5日美国最高法院就多家企业起诉特朗普政府关税政策违法一案举行了听证会。涉案企业的核心诉求主要集中于三方面：其一，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直接推高企业经营成本，已造成实质性经济损失；其二，关税本质归属于税收范畴，而依据美国法律，征税权为国会专属，特朗普政府在未获得国会明确授权的情况下单方加征关税，涉嫌违宪；其三，特朗普政府实施的对等关税及芬太尼相关关税，均以《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nternational Emergency Economic Powers Act，下称“IEEPA”）为法律依据，将贸易逆差界定为“国家紧急事件”，这一法律适用逻辑也遭到了美国学术界的广泛质疑与诟病。若美国最高法院最终裁定特朗普政府此番加征关税的行为构成行政越权，那么未来美国通过行政命令单方面加征关税的操作空间或将大幅收缩。

2026年2月20日，美国最高法院以6-3的投票结果作出终审裁决，认定特朗普政府依据IEEPA，对超100个国家加征进口关税的行为，已超出美国总统法定行政权限[1]。本文将综合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定观点与特朗普政府对该裁决的回应立场展开分析，谨陈管见，以期抛砖引玉。

二、美国最高法院的主要观点

2025年8月，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以7-4的投票结果判定，IEEPA并未授权特朗普实施大范围关税；法院未就IEEPA是否允许有限制的关税作出实体裁判，其多数意见明确国会若想授权总统加征关税，须以清晰、明确的文字表述[2]。随后，特朗普政府将案件上诉至美国最高法院。

在审理上诉案件时，美国最高法院的9位大法官就本案产生了意见分歧。多数意见由6位大法官支持，其核心观点如下：

1. 美国宪法第1条第8款明确将“征税、关税、进口税和消费税”的权力赋予国会[3]，宪法未将任何征税权授予行政机构，特朗普政府亦承认总统在和平时期不享有固有关税权；IEEPA第1702(a)(1)(B)条列举的权力中，未提及“关税”或者“税目”（“tariffs or duties”）的字眼。IEEPA包括的总统可以“监管进口”（“regulate …importation”）通常理解为通过规则进行管理、控制或限制，并不当然包含征税权。多数意见据此认为，将“监管”解释为包括征收关税，属于对文本的过度扩张解释。
2. 持多数意见的美国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John Roberts)在裁决书中认为本案涉及的是规模巨大、影响深远的经济政策权力，应适用“重大问题原则”（Major Questions Doctrine）。根据该原则，若国会拟授权行政机关行使具有重大经济与政治影响的权力，必须以清晰、明确的文字表达授权意图，而不能依赖含糊或概括性的措辞。IEEPA的表述显然不符合这一标准。此外，自该法案通过的半个世纪以来，从未有总统依据IEEPA加征任何关税的先例，更遑论如此范围广泛、金额巨大的措施。可见，特朗普在缺乏国会明确授权的情况下单方加征关税，构成越权。

持少数观点的3位大法官则是认为：

1. 从通常语义及历史实践来看，“监管进口”自然包括通过关税调控进口。关税历来既具有财政属性，也承担贸易调节功能，因此不应将“监管进口”与“征收关税”机械区分。在对外贸易领域，征税本身就是一种典型且传统的调控手段。
2. 1971年尼克松总统曾依据被视为IEEPA前身的《对敌贸易法》（TWEA）中的“监管进口”条款征收进口附加税，该措施随后在1975年的United States v. Yoshida International[4]一案中获得美国海关与专利上诉法院（Court of Customs and Patent Appeals）的维持。国会在制定IEEPA时沿用了类似措辞，却未明确排除关税措施，因此可以合理推定，国会默认延续既有解释。换言之，IEEPA的立法背景并未排斥总统在紧急状态下通过关税调控进口的权力。
3. IEEPA作为紧急状态法，核心目的是赋予总统灵活应对外国威胁的工具。多数派认可总统可依据IEEPA实施配额、禁运等更严厉的进口限制，却否定相对温和的关税手段，存在逻辑矛盾。

三、特朗普政府面对最高法院裁决的应对政策

特朗普政府在美国最高法院作出不利裁决后，立即对裁决表示强烈反对和深切失望，认为法院过度限缩了行政部门在国家紧急状态下应对外部经济威胁的政策空间。目前，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U.S. 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 以下简称“CBP”）已发布公告，于2026年2月24日停止收取IEEPA关税[5]。

特朗普政府迅速启动应急方案，通过多部贸易法律拼凑新关税体系以延续核心贸易政策。根据白宫网站发布的信息，特朗普已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宣布自2月24日起征收10%的关税[6]。该条款允许政府在150天内征收最高15%的关税。期限过后，该关税需获得国会批准。特朗普已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将把该税率提升至15%，但截至北京时间2026年2月24日，该措施尚未实施。值得注意的是，此前从未有美国总统动用过该条款。与此同时，特朗普还表示将启动《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项下的调查权，由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对其他国家的不公平贸易行为展开调查。美国商务部则通过《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对可能影响美国国家安全的行业进行调查。以上两类调查通常可能成为进一步加征关税的法律基础。目前尚不清楚特朗普政府是否已经正式启动相关程序，以及具体针对哪些国家。总体而言，特朗普试图将上述举措塑造为被宣告无效的IEEPA关税的替代路径。

四、中国政府面对该裁决的表态

商务部表示，已注意到美方就关税措施所作出的最新调整。根据美国最高法院裁决以及美方发布的相关行政令和公告，美方已停止征收此前依据IEEPA对华加征的10%芬太尼相关关税和34%所谓“对等关税”（其中24%此前已暂停实施，实际加征水平一度为20%）。与此同时，美方又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加征10%的进口附加费，并表示将通过启动“301调查”“232调查”等程序，进一步推动新的关税措施[7]。

商务部同时指出，目前正对美方上述举措进行密切跟踪和全面评估。中方将根据形势发展，适时调整针对美方原相关关税措施所采取的反制安排，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坚决维护自身合法权益[8]。

五、该裁决后续的影响

1. 影响范围 – 仅涉及“芬太尼关税”及“对等关税”

如前所述，本次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决仅否定了依据IEEPA实施的关税措施，包括所谓“芬太尼关税”及“对等关税”。该裁决并不影响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或《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已实施的关税措施。这些关税涵盖钢铁、铝、铜、汽车及汽车零部件、木材、中重型卡车、半导体等产品，同时也不影响目前正在进行中的第232条项下相关进口调查程序。

2. 中国输美产品的最新“国别关税”水平– 10%

因此，从当前情况来看，中国出口至美国的“国别关税”水平已由裁决前的20%降至10%；但针对特定行业产品加征的“行业关税”并未受到本次裁决影响，仍按原有法律依据继续实施。（关于“行业关税”的具体解析，可参见《特朗普政府关税政策追踪——关税“暂缓期”延长、贸易协议、行业关税、转口贸易及原产地认定》）

3. 能否退税–暂不明确

此外，本案裁决还在法律上为已经缴纳相关关税的进口商打开了退款的可能性。美国最高法院在裁决中明确推翻了特朗普政府依据IEEPA征收的税款，但并未就退款的具体执行方式、责任机关以及时间安排作出明确规定。美国政府至今尚未发布统一的退款实施细则。美国财政部与CBP在回应中多次回避具体退款安排。与此同时，美国国会内部也出现推动立法介入的动向。部分民主党参议员已提出立法方案，要求政府全面退还被裁定非法征收的关税款，并对小企业等群体给予优先处理[9]。但该立法目前仍面临国会内部分议员的异议，进程尚不明朗。

鉴于美国关税政策在持续变化中，本文所提及的政策、法律法规、监管措施及各方表态与立场，均以2026年2月25日0时之前的公开信息为准。我们也将持续关注并及时跟进相关政策的变化。